MDIS students affected by lost scripts to retake exam next month

SINGAPORE

But that fear — as 31 students from the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Singapore (MDIS) have discovered — was unfounded. They have been given a date extension to retake the multiple-choicequestion (MCQ) paper next month.

The school will conduct the re-test on Jan 19 next year instead of Dec 18 which was two weeks ago.

On Nov 30, the students were told their scripts had been lost and no explanation was given as to how it had happened.

It is believed that those affected by the missing scripts — which MDIS had previously attributed to an “administrative lapse” — are full-time final-year students, the majority of whom are foreigners.

When contacted, an MDIS spokesperson said that officials have met up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y have agreed on the new date.

The spokesperson added: “The students are happy and satisfied with the Institute’s efforts in addressing their concerns.”

Previously, MDIS told the students that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OCU) — its partner university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s Programme — had advised the private school that candidates should re-take the paper or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the university to assess and award marks for the MCQ component.

One relieved student said he and his classmates had spent nine days in September preparing for the pap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OCU lecturers.

Students were also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have too little time to prepare for the re-exam, since they also had to go through other courses at that time.

But MediaCorp understands that they will only sit for the MCQ paper after they have completed their current module.

“This is definitely good news as we will be able to concentrate on our current subjects before re-sitting for the MCQ test,” said another student, 20. — First, their exam scripts were lost. Then came the possibility they would have only a short time to prepare to re-sit it.Zul Othman

Former MOE scholar expelled from University of York

Former MOE scholar expelled from University of York

 

Jonathan Wong (Photo: Screen grab of York Press website)

SINGAPORE : A former scholar with Singapor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has been expell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York.

23—year—old Jonathan Wong, who was a history major at the university, had been found guilty of owning child pornography videos.

In a statement on Monday, the university said Jonathan has been "permanently excluded" on the grounds of gross misconduct.

The university added that it is strongly committed to child safety and deplores all types of child pornography and abuse.

Jonathan had also been sentenced to six months’ imprisonment by the UK court on Monday.

However, his sentence has been suspended for two years. This means it will not be a custodial sentence. Sources at the court had earlier indicated he would not receive a custodial sentence because he had pleaded guilty to the charges and had no previous convictions.

But he will be subject to an eight—month supervision order from the probation service and will be placed under the sex offender’s register for seven years.

He has also been disqualified from working with children.

With the expulsion, Jonathan’s eight—month supervision order has to be re—looked at as he will no longer be staying legally in the UK.

The MOE has also revoked his teaching scholarship.

— CNA/al

为什么别人比你有成就？

（2010-12-05） 财经补笔

　　大学生毕业时，大家起步差不多，为什么后来别人比你有成就？专家的答案是：房产和投资。

　　摩根资产管理（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行政总裁许立庆受访时说，世界名列前茅的富翁，多数都有房产并参与资本市场，开始的时间越早，财富的差距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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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 打好深造基础

（2010-12-05） 实况报道

文@何惜薇

世界各地不少大学除着重专科训练外，近来也借通识教育课程让大学生认识不同学科的理念和价值。

在本地，以在职者和成人学员为教学对象的新跃大学，就刚诞生了首名获颁通识教育学士学位的毕业生。

选修通识教育课程，学生考量的是什么？雇主怎么看待这个提供广泛知识的教育文凭？

修车厂服务经理陈顺来（58岁）O水准毕业后就辍学，从槟城到新加坡来谋生。他后来虽考获汽车业专业文凭，却因为忙着在事业冲刺及抚养儿女，错过了深造的机会。

　　三年前，知道新跃大学推出“通识教育课程（General Studies Programme）”后，他赶紧报读，希望一圆戴方帽子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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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城市太过拥挤……

（2010-12-04） ● 吴慧敏

　　一个朋友在两年前终于忍不住买了车，原因是他从市区搭地铁到家附近的地铁站后，还要跟“安娣”们抢德士才回得到家。关键是，他每次都抢输，而且“安娣”们抢赢后还要给他一个大白眼。

　　不过，买了车后他还是没有停止抱怨，因为住家楼下的停车位不够，每天晚上回家他还是要跟“安哥”们抢停车位。

　　不久前，他问我：“你可不可以叫政府减少车辆？”

　　这种私人要求最好是自己跟区内的议员提出，不过，从市区的规划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最近，我和家人去了一趟东京。东京应该算是世界上地铁系统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开车的人很少，我们虽然租了车子，但还是不敢开车进市区，因为一来怕塞车，二来怕找不到停车位，还不如搭地铁方便、快捷。

　　香港也一样，地铁的覆盖率非常密集，在香港旅行时出入一般都宁愿搭地铁。特别是盖了新机场后，更少机会登上德士，跟“的士佬”攀谈。

　　人口稠密的城市，都必须建造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因为私人汽车并不能有效地疏散人流。像上海，尽管高架公路一条接一条地盖，还是无法阻止塞车问题。

　　汽车所带来的问题不止于此。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噪音，由于车流量增加了，毗邻高架铁路的屋主也会感受到压力，最近报章上就常常可以看到，有民众申诉住家的噪音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些人甚至因而得到头痛、心肌疼痛、心跳不规律等健康问题。这迫使环境局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聘请专家来研究如何有效地降低噪音。

　　另外一个是停车位问题，前些时候就有不少民众反映，自己虽然买了停车月票，但组屋楼下的停车场却爆满，常常找不到停车位。建屋局因而实施了一些解决方案，包括将地面停车场改为多层停车场、将非居民使用的“白格”停车位改为“红白格”,让居民晚上能使用等。

不过，这些始终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长远来说，最一劳永逸的方法，还是减少新加坡的车流量。

　　没有这么多汽车，自然就不会有这么多车流量和噪音，也不用建造这么多的停车场。其他好处还包括减少废气的排放，并且将宝贵的土地空出来——把原本应该建造公路的地方，拨作绿地、游乐场，或者建造学校、医院、住宅、办公楼、购物商场等等。

　　不过，在我国公共交通系统更趋完善之前，新加坡尚未具备大规模削减车辆的条件。现在就这么做，不但不能舒缓人流，恐怕还会引发更多的民怨。

　　从一个又一个的发展蓝图中，其实不难发现，新加坡的地铁覆盖率将在未来十年内大幅度增加。除了现有的东西线、南北线、东北线和环线外，政府已计划加建另外三条地铁线，包括从2013年起分阶段启用的市区线（Downtown Line)、从2018年起分阶段启用的汤申线，以及从2020年起分阶段启用的东区线(Eastern Region Line)。

　　一旦地铁覆盖率提升，新加坡的车辆数目不可能还继续提升，如果没有意外，应该会逐步降下来。

　　朋友希望政府减少车辆，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十年内应该逐渐感受得到。不过，新加坡向来信奉经济原理，要减少车辆数目，最好的方法应该就是通过控制需求——如果跟东京一样，开车又贵又不方便，自然没有人会愿意开车。

　　朋友希望政府减少车辆，但如果代价是更高的拥车费用，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支持自己提出的想法？

　　为了应付一个人口更密集的城市，新加坡必须一直“进化”，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也必须相应“进化”。当然，“进化”后的结果你我是否满意，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李显龙总理谈引进优秀人才从政的重要性

（2010-12-04）

除非你有一支A队，不然放一支B队上场，第一回合便被淘汰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才干和有献身精神的男女人选，他们将能妥善照顾选民与基层，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在国际上维护并推进新加坡的利益，特别是与我们邻国的合作。

他们也能引导人民对国家的长期发展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

　　——李显龙总理上星期天在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谈到引进优秀人才从政的重要性。

有“包不出错”的选人机制吗？

（2010-12-04） ● 严孟达

漫步

　　一位留英的海外奖学金得主因涉及及制作儿童色情录像，被控以刑事罪，他已承认了17项指控，他将在英国法律下受到怎样的处罚，我们拭目以待。

　　原本前途似锦的英才如此自毁长城，令人惋惜，也叫人生出许多疑问。最直接的问题是：他在中学时已有“偷窥”的恶行，为何当局当初竟然会选中他？我们的奖学金遴选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李顺福前天发表在早报言论版的文章中发出了人们心中的一些疑问。他指出，教育部并未对华侨中学和华侨中学高中部老师“知情不报”的作法作出指责，显示当局“似乎接受校方的解释”；他的另一个观察是“评估学术成绩和品行考量失去平衡的隐忧”；他也指出一个现象：许多学校怕输心态作祟，会让只得“一般”(Average)品行级别的学生晋升到“优“的级别。

　　李顺福所提出这三点疑问，事实上在一年多以前，当时的公共服务委员会(PSC)主席张赞成的一封公开信中便可以找到答案。

　　去年7月张赞成特为社会人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直到今天还挂在PSC的网页上），详细介绍了PSC遴选奖学金申请得主的过程：

　　“在超过2500名申请奖学金的A水准毕业生当中，PSC根据申请者教师所作的评估、申请者的考试成绩、参加课程辅助活动与社区参与计划的纪录，并在首轮挑选后，选出350名参加面试。他们去面试之前还须接受心理学家主持的心理测验，以确保他们的心智正常。男性申请者服役期间的表现报告，也是参考的文件。”

　　在新加坡的宪法允许下，PSC的成员除了主席之外，还有多达14名委员，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的经验，但却没有在职公务员。

　　张赞成特别强调，PSC选人看的是申请者是否具有正直品性(integrity)，而一个人的品性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因此教师和心理学家所做的评估很重要。他也提醒，教师们在为申请奖学金的学生做评估（写推荐信）时，不要过分夸张学生的某个强项，也不要对学生的瑕疵过于苛刻。

能够顺利过几关来到PSC委员大人面前的学生当然是成绩好得没话说，这时候学术成绩已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张赞成认为“杰出的学业成绩只能说明申请者具备一定能力，在达到一定的分数临界点之后，优异的成绩已经无法说明申请者之间能力的差异。”

　　读者读到这里，难免要问：既然当局已经做了这么多的把关工作，为何还会发生这次的“遇人不淑”事件？

　　这里我又要引述张赞成的一句话：“面试及录取的过程是一门艺术，不是精密科学，也没有十全十美的申请者”。

　　伯乐相马，靠的是眼光、阅历、经验，不像做QC（品质管制），有一定精密尺寸(specs)的规定可以拿捏，差一毫米也要reject（拒绝）。

　　PSC在新加坡这个重视人才的国家是个重要的机制，它对发掘人才、培养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它也累积了丰富的“看人”、“选人”经验。遴选奖学金得主“不能只看成绩，不看品行”，如果说PSC连这种常识也厥如的话，那就是太看不起他们了。

　　虽说如此，我们真的不能拥有一个“包不出错”的选人机制吗？

　　假设政府有个能够捕捉每个人从小到大有过什么行差踏错（不只犯罪的警方纪录）的系统，如小六时候偷过同学的手机，中学时调戏过女同学，大学时偷过住在同宿舍同学的拖鞋……这样的国家才够可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行为上的瑕疵，可能自己早已忘记，国家“系统”却忘不了，成为了一个人求进步的障碍，对个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

　　新加坡早已懂得给人第二次机会，破产的人有机会翻身（以前破产的人连有事出国都不行）、一些小罪行在警方的纪录中过一段时间便会消失。

　　所以，这位留英学生年少时的“偷窥”行为，老师们没有特别当作污点而阻碍他申请奖学金，这是制度的优点，国家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只能怪他没有好好把握。

60岁应该一律减薪？

（2010-12-04） ● 郭丽娟

　　我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个专题报道，探讨人到了退休年龄，是否就如到了期的罐头食品一样，得遭受“贬值”的命运。贬值，是因为一达退休年龄后，就难以找到新工作，就算找到了薪水也比退休前低了许多。

　　十年后的今天，年长者是否贬值的问题仍然是城中热议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当人力部长颜金勇上星期刚向国会提出退休年龄（修正）法案一读。该法案将被修改为退休与重新雇佣法令（Retirement and Re-employment Act），从2012年起当员工满62岁时只要健康状况和工作表现皆良好，雇主就有法律义务为他们提供重新受雇的选择。

　　对年长国人来说，有选择当然是好事，但他们关心的是在退休后重新受雇，薪水将被削减多少？而这又牵连到在满60岁时，是否得预先经过一轮的10％减薪？再加上，雇主公积金缴交率已经从50岁开始每隔五年逐步调低，满60岁后雇主缴交率仅剩5％。

　　这样一减再减的“三重打击”，每月薪水到底还剩下多少？继续留在公司服务还有意义吗？

　　从年长工人的立场出发，他们当然不希望遭受这种贬值的命运。多年来在工作岗位上耕耘付出，一满60岁就好像成了公司的负资产，心理肯定不是滋味。

　　而如果站在雇主的角度看问题，单从经济利益为考量的话，肯定是希望年长工人的工资越低越好，那公司的整体运作成本才能显著调低。

　　双方的立场看似对立，像一场零和博弈。

但我们别忘了，政府当初在1999年把退休年龄从60岁推迟到62岁时，修正退休年龄法令允许雇主减满60岁员工的薪水不超过10％的做法，其实是为制造双赢的局面。一方面，为年长工人制造继续受聘的有利条件，让他们选择延长工作多两年；另一方面，让雇主能够灵活调控工资成本，避免加重营运负担。

　　因此，我认为关键其实不在于这项法律条文，而是在企业怎么应用这项条文。这其中有两组关键词需要注意，即年资为基础（seniority-based）的工资制，以及一律减薪10％的做法。

　　就如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林瑞生在解读这项条文时所解释，因为当年的工资制以年资为基础，一般工人的薪金随着年资而增加，而并非反映他们的实质生产力和工作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份工作最高与最低工资的比例高达2.1，因此政府允许雇主减薪，以让更多满60岁的国人可继续受雇。

然而，随着有越来越多公司改用以表现为主（performance-based）的工资制，薪金比例也已逐渐缩小至低于1.6，因此一律减薪对年长员工有欠公平。

　　人力部长颜金勇后来也提醒雇主不应该一律削减满60岁者10％的工资，而是先检讨公司的工资制是否还以年资为基础，并应该顾及年长工人的生产力、表现以及工作的性质与价值。

　　换句话说，雇主在向满60岁员工的工资“下手”前，应该先了解公司本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地按照有关条文来剥削年长员工的利益。

　　倘若雇主在认真检讨后确认有减薪的必要，也应该根据个别员工的情况酌情调整，而非一刀切地硬性规定所有人一律减10％。

　　据职总提供的数据，在千多家设有工会的公司当中，仍然有少过一成的公司坚持在员工满60岁时，一律削减他们一成的工资。我想，这是不应该被鼓励的行为，职总或许可以把它们公开列举出来作为反面教材。

　　这些雇主可别忘了员工是一家公司最珍贵的资产，管理层如何对待年长工人将成为年轻员工的的重要借鉴，进而影响他们对公司的信心和忠诚度。试想，如果你亲眼见证同事前辈因为年龄被公司无端端减薪，你又怎么可能愿意全心全意地长期为这家公司付出心血呢？况且，目前劳工市场紧缩，聘请外国人的门槛也提高了，雇主更应该重视资深员工所能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年长工人也应该认清本身的工作价值。如果他们在迈入60岁时，的确因为体力不支或其他原因，在工作性质和责任方面有所调整，那他们也应该接受薪水会有所调整。

　　现在距离退休与重新雇佣法令生效的日期，也仅有一年多的时间，因此让劳资双方为62岁后重新受雇做好准备的任务已经越来越迫切。在这方面，政府已率先作良好示范，公共服务署在本星期二宣布，公共部门将在明年7月率先落实重新雇佣指导原则，比新法令提早半年生效，这确实能够让即将逼近62岁的公共雇员安下心来。我希望这将能带动私人企业界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无论60岁或62岁减薪与否，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由工人和雇主达成共识后的决定。年长工人希望自己的贡献获重视，而资方则希望能控制工资成本，只要双方尊重彼此的立场，必定能制造一个双赢的空间。

访本地“夜店大王”符永隆
失去Europa 是胸口永远的痛

（2010-12-04） ● 林弘谕

　　从当年建议吧台跳舞到果敢提倡设立赌场，本地“夜店大王”符永隆（Dennis Foo，57岁）心里的想法，总是让人一惊。

　　那天，在克拉码头的“上海娃娃”演艺厅（Shanghai Dolly Lounge）访问这个本地最大夜间娱乐场所圣占姆士发电厂（St James Power Station）的创办人，他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跟记者侃侃而谈这30多年经营夜间娱乐事业的点滴。他是圣占姆士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长，上个月获颁旅游业杰出贡献终生成就奖，表扬他为旅游业的贡献。1999年，他曾获旅游企业家奖。

　　符永隆说，当年祖父一手建立的咖啡店Europa，传到他父亲手中，1981年父亲去世，才把咖啡店交给他。“当年，我在新加坡大学读书，后来停学一年，之后在1980年结婚，帮忙打理岳父家的金铺生意。当年大学毕业生月薪大概是800元，我做得好好的，钱也赚得多，因此没再继续读大学。”

　　父亲留下遗言，要他好好管理Europa。符永隆不负所托，后来把Europa咖啡店发展成为本地最大酒吧与迪斯科舞厅连锁店。

　　他忆述，当年接手位于樟宜的Europa咖啡店后，决定在店里引进现场演奏，但建屋局不批准。他四处奔忙，到各政府部门求情，最终建屋局同意按月签发执照。

　　符永隆笑说：“原本只是在圣诞节、新年等节庆才办现场演奏，后来慢慢变成每个月都有。或许建屋局人员可能不想每个月看到我，而且我的记录也很好，后来干脆就发给我一年执照。”随后，他将咖啡店改成夜店，最终打造出90年代名噪一时的Europa连锁迪斯科舞厅。

　　可是，当他的事业攀到一个高峰后，2001年，轰动一时的莱佛士城市俱乐部股权诉讼案，他因为漏报免息贷款收益在同年被国内税务局以私人传票的方式传控上庭。经过这个事件后，由于经营Europa酒廊的ABR控股公司易手，符永隆连同其他董事一起辞职，从此不再和Europa有任何关系。这是他胸口永远的痛，因为父亲一手创立的Europa就此失去。

勇于尝试 越夜越精彩

　　不过，符永隆秉持一贯锲而不舍的精神，加上激情与耐力，在夜间娱乐中伺机以待。他知道唯有突破，才有出路。

“They don’t think much of me.” Of course, this may not be true as a fact. After all, it is just their perception. But we can immediately observe the cycle of failure at work here.

Cycle of failure breeds youth violence

Young Singaporeans live up to the expectations and labels — bad and good — we place on them Young people struggle to cope with the demands of living in first-world Singapore, such as academic expectations and the value placed on knowledge capital. This inevitably leaves in its wake a trail of disenfranchised youth who slip through the system’s cracks.

 Society then puts labels on such youth for easy reference — out-ofschool youth, beyond parental control, youth-at-risk, delinquents, offenders and so on.